梨子和桔子的奇遇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张鸣

    孔融四岁让梨，陆绩六岁怀桔，是传统中国家喻户晓的故事。孔融跟诸兄弟分梨，自己主动要小个的，还宣扬说，自己人小，理当吃小的。陆绩六岁，到随父亲袁术家做客，私下揣了几个桔子，临别行礼，掉了出来，主人问为何，陆绩答道，母亲喜欢桔子，揣回去给母亲吃。两个故事，一个被编进了《三字经》，一个被列入“二十四孝”，名声大大的。

    博取这么大的名声，代价却小小的，一个不过少吃了几口梨，一个连这点损失都没有，在人家席上顺了几个桔子，被当场抓住，巧言令色了一回而已。说起来，孔融这点光辉事迹，按理倒是真的属于孝悌之行，只是“好”的程度低了一点，因为长大一点以后，我们看到，在党锢之祸里，他真的跟兄长争着赴死来的，反过来推，当年的让梨，应该是真心实意。但是，陆绩这点事就不好说了，到底是自家嘴馋贪口，还是真的要孝敬母亲，实在无从考察，加上这事一出，孝子名头就安上了，他想不孝也难，但是也没有听说老兄有进一步的表现，二十四孝中，就属陆绩上榜最便宜，一点事都没有费，人家裸身喂蚊子的，要埋儿子的，装哭诈跌的，就连卧在冰上求鲤鱼的，也要受点冻，这老兄可好，顺了几个桔子，就名垂千古。难怪鲁迅后来讽刺说，这是二十四孝中最容易效法的，只要有富人请饭，而且席上有桔子，就孝子就当上了。

    二十四孝的故事，和《三字经》都是传统中国的蒙童读物，本意就是教育儿童守孝道的。而这两位那点光辉事迹之所以被传出来，也主要是因为他们当时年纪小，如果是成年人，别说让梨，就是让西瓜，也没有太大的稀罕，至于到人家席上顺桔子，不但难以得到赞誉，很可能要被人当笑谈了。实际上大家都知道，尽管人们强烈要求孩子孝敬大人，尊重长上，有事，尤其有好事，要小的让着大的，但是，儿童的天性，就是好吃贪嘴，有好吃的，先紧着自己的嘴巴。所以，四岁的孔融能让梨，六岁的陆绩揣桔子孝敬老娘（假定他的话是真的话），就显得格外稀缺，因此值得大力弘扬。

    当然，中国很大，人很多 ，就算当年没有今天这么多的人，但是上下也有几千万。这么多人，两汉又鼓吹了几百年的孔子之道，出来个把懂事比较早的孩子，特别早慧，能领会到大人的意图，出来装一回小大人，或者本人就是小大人，也不是不可能的。让孩子像我们红色经典《闪闪的红星》里的潘冬子那样，看着自己的亲娘被人烧死，却拦住大伙别去报仇，这么高的觉悟，对小孩子有困难，但是在梨子和桔子上做点小把戏，还是不成问题的，特别是如果如此这般地一让一揣，就可以得到大人的表扬的话，就更可能了。即便今天物质主义如此盛行的情况下，如果大人的精神激励有足够的力度，也完全可以让孩子暂时的放弃一点物质上的好处，做出大人需要的表现来。

    但是，为什么这种孩子的孝行故事，早些时候为什么没有？按说提倡孝道，单说两汉，到了孔融和陆绩出世的时候，已经有三百年左右的历史了，为什么单单东汉到了末年，突然冒出两孩子有了孝悌的光辉事迹，而且广为流传，以至于载入正史呢？此前，中国也有关于儿童的传奇故事，但是往往与孝道无关，人们如果要鼓吹的话，也是甘罗拜相，项橐反难孔子这样智力型的儿童，怎么这时候，突然变了呢？

    东汉末年是个乱世，乱世之乱，不仅秩序乱了，规矩也乱了。一般来说，无论实际情况怎样，很多人，尤其是身居高位的人，都会认为乱是因为人心乱了，收拾人心，只能从重建道德入手，提倡好人好事，自然属于不二法门。所以，越是乱世，好人好事就越多。好像一时间大伙全都积极起来，全都变好了似的。二十四孝的故事被辑录成篇，是元朝的事，但这些故事冒出来，却多为东汉末到三国两晋时的杰作。事实上，所谓的二十四孝所录的大部分故事的主角，东汉到三国两晋时的人所占比例相当高，丁兰、董永、黄香、王祥、郭巨、孟宗、江革、姜诗、杨香、王裒，还有我们说的这个陆绩，居然有十一个之多，45％强。其实呢，在这种乱世，理所应当是杀人越货、忤逆不孝的坏人多，否则，怎么叫乱世。

     当然，不是太平年景大家都不做好事，也没有好人，不讲孝道，仓禀实而后知廉耻，有钱有粮才大行孝道，是人之常情，但是，什么稀缺提倡什么，这是惯例，古人如此，今人也如此，不仅要树大人的典型，更要树娃娃的楷模，于是，一些本来没有大不了的娃娃故事，就变成了英雄事迹。